>首页> IT >

跨越11年,我们追回数百万美元的税款

时间:2023-08-26 06:31:00       来源:腾讯网

作者 | 方  晔

来源 | 心声社区、蓝血研究(lanxueyanjiu)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歌,今年已是我加入华为的第四个年头。


【资料图】

四年前的校招,面试官向我抛出最后一个问题:“你接受外派吗,比如到艰苦的非洲国家?”彼时的我对外派没有任何概念,只是懵懂地回答:“海外岗位,很适合我所学的国际税收专业,我愿意。”没想到,机会在2021年9月降临了!在机关工作两年的我,主动报名非洲艰苦国家的岗位,两个月后,开始接手南非多国税务及子公司财经工作。

外派一载有余,此刻我坐在Z国独栋花园宿舍,思绪又回到四年前的问题。而此时,我的答案是:“没来非洲怕非洲,来了非洲爱非洲。”

记得刚落地非洲,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,从机场回宿舍的路上,望着蔚蓝的天空,我拍了几张蓝天的照片发到朋友圈,和大家报平安:一望蓝天万念消,不惧非洲万里遥。代表处一共有5个国家,每到一处,我总是喜欢拍下各个国家的蓝天。

蓝蓝天空,镌刻着追梦人的足迹,也见证了我们独家推动两国协定税率修正的不易,一起克服退税跨度长达11年的困难,一道分享税案关闭、数百万美元退税到账的喜悦。

01

华为独家推动两国协定税率修正

来非洲的第一个月,我就开始独立承担代表处工作,正值年结,所有事项需在数小时内完成。代表处5个国家5个子公司,经营状况千差万别,所得税、增值税、代扣税税率各不相同,规则更是差异明显。打开15张样式不一的申报文档,我又想起子公司预测准确性、纳税申报及时性、税务作业完整性等一系列考核要求,顿感头晕目眩,迷雾重重。

经手的数十万美元税款,是否计算正确?少缴税、错申报引发的外部遵从风险,更是让我彷徨万分。我的内心紧张伴随着彷徨,还有“自我怀疑”的无限焦虑,担心自己忙中出错,害怕在焦头烂额中无法做出准确判断,更是忧虑能否胜任这一岗位。

我在一个屏幕上打开操作指导,在另一个屏幕上打开操作系统,电脑和手机接入不同的会议,不间断地回复各种消息,不时还有业务同事到工位咨询……此时我的内心,是一阵又一阵的“兵荒马乱”。

年结“迷雾”刚刚消散,喘息片刻之后,B国的费用调整的“迷雾”匆匆而来。机关组织搜集子公司全年的代扣税凭证,支撑国内税收抵免:“B国的凭证税率与两国协定税率不一致,差异部分无法抵免,需要费用化。”同时机关表示,该事项自2018年起已经存在,长期无法解决。

得知消息,我感到深深的诧异。两国财政部长签署的税收协定,经过双方立法机关审议批准,其法律效力高于各自的国内法,理论上国家层级的法案应该经过多次校对和确认,为何B国税务局发布的版本与中国税务局发布的版本不一致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层迷雾笼罩:两国版本不一致,哪个版本的税率是正确的?目前子公司按照B国发布的版本适用较高的代扣税税率,将利润汇回国内后,却只能使用中国税务局发布的低税率进行抵免,差异部分需要费用化,导致集团遭受无端损失。

初步尝试,我遇到沟通困难。

2月,子公司致函B国税务局,收到答复称:《双边税收协定》由财政部部长代表该国政府签署,税务局仅能按照财政部传递的版本进行税款征收,且当前无明确依据证明,中国发布的版本就是两国协商的税率。

3月,B国宣布结束疫情状态,税务局恢复现场办公。子公司再次递交函件,按照《双边协定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,针对两国发布的协定版本不一致,要求缔约国双方主管税务机关解决“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异议”。申请提交后,B国税务局仍以“该事项管辖机构为财政部”为由,拒绝开展相互协商程序。

在沟通陷入僵局后,一封咨询函巧妙推动了该事项的解决。我记起大学选修《中国税收征管》,其中介绍纳税人的权利时,提到纳税人可通过来电、来信、来访的方式,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异议或要求澄清。

我立即打开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官网,在其中找到“局长信箱”。尽管该信箱的功能,在于接受税务违法信息举报,求助无门的我,实名注册了账号,并基于中国和B国两家税务局公开发布的信息,下载了两个版本的《双边税收协定》,向“局长信箱”致函,说明并非举报税收违法信息,而是咨询两国协定适用的正确税率。

5月,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税收协定处发来邮件,明确中国发布的版本为正确的税率,同时表示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B国照会,B国业已确认并表示将修正错误的税率。

历史迷雾终于拨开。B国子公司立即围绕“推动税率修正并退回历史多缴纳”这一目标,一方面继续借助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及大使馆经商处资源,以官方途径继续与B国财政部沟通,推动B国今早完成协定税率的修正,并及时向纳税人公布正确版本。另一方面,在推动财政部修订该税率的同时,我们主动经营税务关系,积极邀请税务局入场座谈,展示子公司的纳税遵从方案,塑造子公司在当地良好的合规形象。

7月,B国财政部长签字并向华为独家发送函件,修改协定税率,预计每年可节省数十万美元的税款。

然而,仔细阅读函件后,我内心的喜悦顿时少了一半。B国财政部长在函件中表示,新税率的生效日期为签字当天,子公司历史上多缴纳的税款没法退回。在拨打了B国税务局的热线电话后,税务局的答复证实了我的判断。

仅仅锁定未来,但未能追回历史,这算是代表处制定的目标只完成了一半。和CFO以及地区部行管讨论后,心有不甘的我们决定再次组织B国税务局到华为办公室现场座谈。在座谈会上,我们积极澄清关于修正税率生效日期的诉求:该税率应在两国2018年签署协定时即生效,而非本次修改案签发日期。B国税务局大企业司的领导表示,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企业如此主动公开纳税遵从情况,并且华为还愿意邀请税务局到企业现场办公,这让他们十分意外。

9月,经过我们多轮邮件澄清,并两次主动拜访财政部,B国财政部长第二次向华为独家签署函件,明确税率的生效日期应追溯至2018年,整个事项终获完美结果。

10月,子公司收到2018年起我们多缴的税款,并将该事项作为营商环境正面输入,积极同在B国的中资企业分享实践。就这样,华为独家推动两国协定税率修正,实现了从“一方之利”到“多方获益”。

B国宿舍,以及那水天一色的蓝

02

数百万美元税款,怎么追回?

完成日常工作,保证纳税合规遵从,是税务经理的基本功;而在公司经营环境历经风雨的情况下,为公司贡献利润和现金流,助力打赢“上甘岭”战役,才是税务专业价值的体现。

Z国历史上与中国维持稳定关系,但自2021年政权变动后,Z国对全部中资企业进行清查。子公司连续收到劳工部、反贪局调查,外部营商环境恶劣。此外,子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,常年亏损,截至2021年,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,税务局历史上曾质疑子公司通过人为调减利润,并开展过税务审计,开具罚单。

在我们看来,子公司历史上常年亏损,导致季度缴纳的所得税产生留抵,税务局理应退税。2021年11月,我们致函税务局,要求退还2013年-2017年多缴纳的所得税。次月收到答复,税务局在2017年曾切换系统,2017年之前的数据全部丢失,需要子公司自行提供申报数据和支付证明。
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2018年之后,子公司开始使用税务管理系统,在此之前均为线下管理,且2013年至今,子公司已经更换了3次办公室,想到这些,我对能否找到历史记录持有深深的疑虑。

果不其然,在狭小的文档室,我和本地税务经理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翻阅了所有历史文档,只找到了2013-2017年历史申报表,仍缺少支付证明。我担心历史税务资料归档到其他行业线,又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检查了账务、资金、CCFM(合同商务及履行管理部)的文件柜,结果仍不如愿。

既然内部无法获取历史文档,是否可以从外部获得证明?只要能找到历史支付税金的银行账号,理论上可以联系银行提供当时的转账证明。在资金同事介绍下,我带着子公司出具的介绍信,顺利联系到了Z国本地银行,并提出查阅历史支付记录的诉求。

本以为银行有电子版的支付水单,可供我迅速查阅。然而,得知我的诉求后,银行工作人员将我带到了文档室,并解释2016年之前银行只留有纸质存根。当我提出翻阅2013年-2017年华为公司的支付记录时,工作人员搬出了六箱已经装订成册的水单,并表示该资料以时间维度归档,并未区分不同的账号。

别无他法,我再次回到了翻阅“文山文海”的过程。面对卷帙浩繁的庞大工作量,我和本地税务经理先是确定支付时间为每季度次月,成功将工作量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;尔后,我们根据申报表的金额,确定需要寻找的支付水单。

又是一个月。皇天不负苦心人,2014年-2017年的支付证明在一册册历史账簿中被翻出,喜悦逐渐涌上我的心头,我期待着2013年支付证明的出现,顺利闭环这一退税事项。

然而,在将2013年全部水单数次翻阅后,我们仍然无法找出与纳税申报表相匹配的金额,事件再次陷入瓶颈。

为什么2013年子公司有申报记录,但是却没有相同金额的支付水单呢?为什么单单只有2013年发生该现象,其余年份却没有发生?在寻找答案的同时,一个又一个疑问不时在我脑海里弹出。

带着众多疑问,我和本地税务经理回到办公室,探讨着201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讨论之余,我和年龄相仿的本地税务经理调侃:“2013年,咱俩都还只是一名中学生呢!”

我们决定从子公司留存的其他税种申报记录入手,如果增值税、代收税等申报记录和支付金额一致,那么剩下的支付水单,就很有可能归属于所得税。

果然如此!经过两星期的比对,我们定位到了四张可能属于所得税预缴的水单。但仍有一个疑问没有厘清,即申报记录的金额为何高于支付金额一个数量级。

这时,一个货币符号给了我们线索。申报记录写着ZMK,而支付记录则是体现ZMW,难道是二者币种不同导致的差异?经查询,我们发现Z国在2013年发行了新货币ZMW,并以固定比例替代兑换原有的货币ZMK。通过将支付记录的ZMW换算成旧币种,我们发现二者为同一个数量级,但仍有13%的差异金额无法消除。

为彻底消除差异,需要一次性提供完成的退税材料,我们再次拿出了2013年的申报表,并与该年的审计报告逐笔核对。经校验,差异来源于审计报告中“历史已缴纳的所得税”这一项目。

追本溯源,我们立即联系SSC对2013年之前的调整项进项校验。经过数周的努力,终于发现该调整项来自于2011年-2012年多交的企业所得税。至此,子公司成功将退税跨度追溯时间提高到11年,且所有差异项均已消除,可以进入税务局审视材料阶段。

03

历史跨度11年的退税,到账了!

屋漏偏逢连夜雨,就当我沉浸在退税年份往前延伸、预期退税金额增加的喜悦当中时,Z国税务局发来函件,要求提供子公司近5年审计报告,旨在验证子公司是否真实发生亏损。

彼时,子公司成立18年来,尚未有过分红,历史关联借款也尚未清场。考虑到子公司已进入法定的审计周期,若2022年子公司上述情况无法改观,触发税审,则不仅退税目标无法达成,还将耗费大量精力去应对税务质询。

基于此,子公司管理与办事处经营拉通,强管控合服务商务水平,落实服务合同CPI(成本绩效指数)保护条款;同时精简交付组织,抓住规模增长的契机,引导主要客户回款,提升格局份额,做大规模,实现利润和现金流的双增长,资产负债率首次降至100%以下,并清理历史关联借款数百万美元,实现成立18年来首次财报健康。

此外,子公司协助审计师进行偿付能力测试并顺利通过,确认对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分红可行。在克服系统初始配置、流程拉通、各环节签字人分散等苦难后,子公司18年来首次宣告分红,并抓住汇率波动及时入账,创造了数十万美金的汇盈。同时,我们基于Z国与母公司所在国的税收协定,申请了分红适用代扣税低税率,实现税率从20%下降到5%,为公司节税数十万美元。

在解决了公司的盈利问题后,我本以为凭借着全部证明材料,退税一事水到渠成。然而,现实情况还是事与愿违。

历史跨度11年的退税,在三个部门被来回“踢皮球”。我们向退税部门提供全部证明材料后,Z国税务局未提出异议,并反馈说目前税务局系统无该笔数据,需要数据管理部门录入后,方可体现华为的待退税金额;数据管理部门提出,该部门无权直接录入数据,需要由审计部门核验华为无任何违规事项后,方可操作系统;审计部门提出,需要审视华为在2011年-2017年无任何违规后,方可向数据管理部门发送录入需求。

面前似乎又耸立起了一座座大山。为解决审计部门的关切,我们举证2011-2016年已经过税务局审计、且税务局发布了的结案报告,仅2017年事项需要重新审视。经过三次现场会议,我们成功推动审计部门函件确认,华为待退税金额无误,可录入系统。退税数据录入系统时,我们遇到了另一个挑战。数据管理部门多次声称:税务局系统崩溃,无法录入数据。

为推动数据管理部门的工作,我们多次拜访税务局,年底代表处统计全年公务用车使用情况,频率高时竟然一周内有7次到访税务局的记录,以至于税务局门卫见到华为车辆,每次直接放行,无需登记。频繁的拜访,Z国税务局官员调侃我们:“TA is your second office(税务局是你们的第二个办公室)”,并表示可以在税务局设置几张华为的办公桌。CFO和国家财务也调侃系统“一个月坏两次,一次坏两星期” 。

玩笑归玩笑,系统修复情况仍然不乐观,税务局表示只能在非工作日修复系统,但非工作日IT人员又不上班。为解决该情况,我们主动致函税务局高层,要求举行跨部门联合工作会议,分解任务、落实到人、明确期限。事后统计,我们一共拜访税务局超过20次,举行正式工作会谈4次,输出联合纪要6份;双方往来邮件超过80份,函件15份。

当数据管理部门将最后一笔待退税金额录入系统后,退税部门终于发来函件,确认合计退税金额,历时近13个月的数据修正,终于迎来尾声。

我看着税务局系统的待退税金额,不禁想起“苦心人、天不负”这句话,无论是数据丢失,还是税务局质询,或是系统修正,任何风风雨雨都无法阻挡华为人前进的脚步。

Z国宿舍,以及那一碧如洗的蓝

04

成功关闭持续6年的税审

记得刚入职的时候,我听一位代表处税务经理分享经验,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:没有打过税审的税务经理,职业生涯是遗憾的。

J国综合税审自疫情以来,停滞近3年。2022年,代表处发下悬赏任务令,要求低成本关闭综合税审。因常年巨额通胀,J国宏观环境恶劣,税务局征管态度强硬,加之历史上J国子公司曾因签字不合规触发提天价罚单,征纳关系紧张。

2022年3月,我开启了在南非多国的第一次出差之旅,此时J国税务局却给我来了一个“下马威”。子公司收到税务局邮件,态度极为强硬,要求在两小时内提供税务局所要求的材料,否则将开展实地检查。该邮件无任何落款,且前期发件人未曾与我们有任何往来。

将该邮件传递至IT进项网络安全核验后,IT认为该邮件属于“钓鱼邮件”,可以忽略。然而,两个小时后,我们的前台收到自称是税务局官员来电,自称要登门检查。

一时间,税务BCM(业务连续性)的思绪在我的脑海里闪现。如果发生税务局官员强行从办公室带走电脑、文件等资产,后果不堪设想。顾不上紧张,我们立刻启动税务BCM应对预案,对办公室全部文件进行清查,尤其是针对离岸主体文档的合规性。此外,我们立即将该事项上报地区部/机关,请求协助制定应对策略。在全部应对工作准备就绪后,全体人严阵以待,准备应对税务局的各种质询。然而苦等半天,直至下班,也未曾有税务局的官员登门检查。两周后,相同的邮件再次发送子公司,要求举证在2021年期间,美金增值税部分是否有合规。

乌龙闹剧也好,虚惊一场也罢,或者是税务局官员不守时,这一事件都给关闭综合税审蒙上了一层“阴霾”。

扫清历史的阴霾,第一步是缓和与税务局的关系,避免将华为定义为”不遵守税法的纳税人”。我们多次拜访本地顾问,确定业界相关实践情况,分析华为业务实质;在及时性方面,严格满足税务局要求的时间节点,无法按时提供材料应及时澄清,针对税务局最关切的美金征税议题,及时、足额缴纳,维护了良好的纳税遵从形象。

2022年4月,税务局主动发出增值税税审关闭确认函,为后续扫清“阴霾”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。针对尚未关闭的税审,我们结合税务局问询清单,分析关切点,把握税务局征管风格,邀请税务局官员对华为的历史账户进行对账,若无任何欠税,则应该关闭税审。

策略是清晰的,但过程却是曲折的。2022年7月,我第二次踏上J国的土地,按照前期既定的目标,要求税务局发送2016年-2021年华为的账户余额,主动申请对账。然而,税务局以系统无法导出数据为由,拒绝提供华为应纳税余额详情,并要求按照历史出具的罚单,缴纳欠款。

税务局的拒绝并没有使项目组退缩。8月,我们通过本地顾问资源协调,推动税务局向华为同全部历史数据。经审视,J国税务局提供的数据有明显瑕疵,甚至出现了未来会计期的数据。此外,针对2016年已经关闭的历史税审,子公司在3个月内收到6名税务局官员相同的质询,足以见得税务局征管混乱。

2022年10月,我再次踏上了前往J国的行程。一方面,我担心J国税务局官员的工作效率影响税审的及时关闭,另一方面,担心日益趋严的征管政策,使得关闭税审更加难度重重。

正如所料,在华为对清全部历史差异,要求税务局进行修正后,J国税务局并无任何积极回应。项目组经过讨论,认为可以就确实存在瑕疵的PAYE税种,主动缴纳罚款和利息,引导税务局关注整个案件。即使如此,税务局对所得税等事项仍然不松口。

于是,我们再次转变策略。按照J国税法要求,纳税人每年需要申请TCC(清税资质证明),该资质基于纳税人所有账户无欠款授予。拥有该资质,子公司从本地客户收款时,无需被代扣30%的所得税。基于此,项目组认可通过向税务局申请TCC,从而引导税务局关注华为其他税种的对账情况,进而通过确认账户无余额,最终核销全部差异,关闭税审。

说干就干,2022年12月,我全年第五次踏上J国的土地。一方面,拉通HR完成缴纳PAYE(个人所得税)罚款的内部汇报,确定了支付流程;另一方面,协同国家财务、本地税务经理完成TCC的申请准备,并向税务局正式递交。

J国宿舍,以及那一望无际的蓝

按照预期,J国税务局在发放TCC前,审核了子公司的全部税种账户,基于无任何欠款,向J国子公司发放了TCC,预计全年节约税务现金流数百万美元;同时基于所以账户清零,2016年-2021年,我们的综合税审顺利关闭。

经过长达10个月的努力,我们终于扫清全部的“阴霾”!

05

写在最后

基于上述突破,南非多国税务“上甘岭”攻坚团队获得了集团财经军功奖,税务作业团队获得了税务总裁团队奖,我个人也获得了总裁个人奖,这是对我们团队的认可,也是对我个人今后更好发挥税务专业价值的激励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无酷暑冬无霜。这是在非洲流转的四季光阴,更是一段锦瑟华年。无论是工作,还是生活,我相信迷雾终将消散,风雨也会停息,阴霾更会褪去,我依然会勇敢拥抱非洲蔚蓝的天空。

关键词: